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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原學者之聲】范進學:人格權的民法規范體系化及其法治貢獻

        [ 作者]: 范進學 [ 發布時間]: 2020-08-25 [ 來源]: 《探索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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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長期以來,凱原法學院學者關注國家改革和發展,關心民生,積極服務國家及政府,在國內外新聞媒體、期刊雜志等平臺發表各類特約、評論文章,引發各界廣泛關注。

         范進學教授在《探索與爭鳴》發表文章《人格權的民法規范體系化及其法治貢獻》。他指出,中國《民法典》在保障平等主體的人身與財產權利上,除了注重保障公民的財產權,更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權,專設人格權編予以充分保護,這在世界民法典編纂史上首開人格權編體例的法治保障先河;從規范體系化之視角觀之,中國《民法典》實現了人格權的民法保護的體系化,使我國《憲法》關于“人格尊嚴”的基本權利規范得以通過民法規范而落實,從而構筑起了人格權保護的憲法與民法雙重規范體系,在人類人格權法治保障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文章發表于202005期總第367期。

         

        人格權的民法規范體系化及其法治貢獻

         

        縱觀人類近現代數百年以來的民法典編纂史,可以發現當代中國編纂的民法典對于人的權利保障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關于人格尊嚴權的立法體系化設計開創了人類人權法治保障史上的新篇章。

        過往的民法典編纂最具典型性、標志性的模式是19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與19世紀末的德國民法典。法國民法典采取的是羅馬法《法學階梯》之人、物、訴訟三編之體例;德國民法典則采取羅馬法《學說匯編》之總則、債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五編之體例,然而,無論是《法國民法典》抑或《德國民法典》,均是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都受制于時代的局限而無法跳出時代之藩籬,它們無不鐫刻著各自時代的烙印?!斗▏穹ǖ洹肥?span lang="EN-US">18世紀鼓舞人心的啟蒙思想的產物,深受自然法的自由與平等理念激情的侵淫,它徹底廢除了封建領主的一切權利,確立了獨立于宗教信條的個人自治與契約自由之理性精神,激蕩著公民權利平等與自由理想,是法國“人權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具體體現;不過,《法國民法典》畢竟是反映18世紀思想的民法典,其功績是秉承《人權宣言》關于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的理性精神,在人格權保障史上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擯棄了羅馬法以來人格身份不平等的制度,確立了人人平等的人權原則,而確立了所有法國人均享有民事權利的權利平等原則。其規定具有其深刻的現實基礎與政治意圖,即以消除人格的身份等級差別為目的,實際上是一部解放人的法典”。因此,法國民法典雖初步實現了人的自由與平等的解放,卻不可能完成對人的人格權利體系化保障,法國民法典之全面內容都是圍繞個人之物權及其取得實現為核心。質言之,它是以物權之形式而實現人格權。

        《德國民法典》誕生于風起云涌的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其產生正處于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然而它卻未能呈現那個時代的精神與特色,正如謝懷拭教授所言:對于德國而言,德國民法典只是完成了一個歷史任務即統一德意志帝國的私法,未能把德國社會向前推進。德國比較法學家茨維克特與克茨對此評價指出,《德國民法典》具有的保守與守成的特點,這與長久以來在政治和經濟上遭受打擊的階級的利益相一致;他們借用拉德布魯赫的話說,《德國民法典》與其說是20世紀的序曲,毋寧說是19世紀的尾聲;亦如奇特爾曼所言,它是一個歷史現實的審慎終結,而非一個新的未來的果敢開端”。此言不繆?!兜聡穹ǖ洹肪哂凶杂少Y本主義時代法律思想的烙印,“總則”作為首編確定了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平等以及契約當事人形式上的平等與自由思想,甚至第12條規定了姓名權之人格權,然而,整部《德國民法典》除了總則之外,其他三編債法、物權法、繼承法也都是圍繞之權利而展開的,債權與物權是財產權之核心內容,繼承則是財產移轉而取得財產的一種方法,家庭法趨于保守并帶有家長制的特征以及婚姻關系被設計為一種法律擬制的利益交換關系。

        總之,《德國民法典》雖生效于20世紀之初,并對私法所有權神圣、意思自治及過錯原則作出了一定限制,卻沒有充分體現個人權利尤其是人格權的保護,除了把人格置換為權利能力之法律主體資格,其他關于人格權的保障幾乎缺失。嚴格意義上說,將人格置換為權利能力,是對人格權的貶低,權利能力表明的只是一種法律主體之資格權,而法律主體不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律擬制之法人,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實質上不同于主體,因為主體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來說都是主體。因此,以權利能力作為法律主體資格取代人格”,借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在稱謂上已經有些可鄙”。尹田教授也批評道:“《德國民法典》的人格在立法上被替換為‘權利能力’,成為一種純粹的主體資格,不包含任何實質內容,將權利能力混同于人格,是有關人格、人格權的理論混亂發生的根源。

        無論如何,以上述兩部法典所代表的西方傳統民法,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把人的“財產”問題作為其保護的重點,而忽視了“人格”本身的保護。有學者對此指出:“近代民法以財產權利為中心, 主要體現為對外在財富的支配。這顯然忽視了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的一面,人的內涵中的多樣性被簡單地物質化了。也有學者評論說: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近代私法,民法上的人,與其說一個享有私權,在權利上平等的人,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財產權平等的人。德國法學家耶林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民法的特征是重視財產權而輕視人,因為誰侵害了他人的財產,就侵害了他人人格”。這種“無財產即無人格”的傳統民法觀念,被黑格爾表達得淋漓盡致,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針對羅馬法把權利分為人格權、物權和訴權以及康德將權利分為物權、人格權以及物權性質的人格權的觀點進行了尖銳批判,他認為這種劃分是混亂的、乖繆而缺乏思辨思想,他指出:“惟有人格才能給予對物的權利,所以,人格權的本質是物權”;甚至斷言:“物權就是人格本身的權利”。

        “無物權即無人格”的觀點,當然具有其合理性,梁慧星教授就明確指出:“一個毫無財產、一文不名的人,連生存都難以維持,能算是真正的人嗎?……人只在享有財產權時,才能成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也才有所謂人權和人的尊嚴、人的自由。”尹田教授也指出:有關傳統民法倡導“物文主義”(所謂見物不見人”)的批評觀點,將財產與人相分離, 忘記了民法所保護的財產都是為人所支配的物, 對財產的保護并非對物本身的保護 ,而是對人的保護。然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將人的財產狀況作為人格之享有的前提的觀點,最大的問題是將人格與財產完全融合為一,這與人和人之外的事物不可能完全聚合的哲學原理相違背”。我們暫且拋開理論之爭,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近代以來的民法傳統雖通過財產權的保護而達到實現人格保護之目的,但確實沒有將重點從保護財產轉移到人格本身上來。

         

        事實上,人類通過法律保護“人格權”的歷史固然始于羅馬法時代,但全面保障人格權的歷史卻始于二戰之后。應該說,在二戰之前,人格權的保護僅限于民法,近現代憲法產生之初,憲法典均未規定人格權的保護條款,如1791年的《法國憲法》與1787年的美國《憲法》皆未涉及人格保護內容;世界各國憲法文本在二戰之前也幾乎未將人格權保護載入憲法之中,如1920年的《奧地利憲法》、1937年的《愛爾蘭憲法》、1922年的《拉脫維亞憲法》等等皆如此。二戰結束后,人類鑒于法西斯國家政權對人權的肆無忌憚的侵害教訓,在《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人權文件中,將“人格尊嚴”保護寫入其中,《世界人權宣言》第1條就規定:人人生而平等,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宣布:確認這些權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嚴。因此,二戰之后,各國在制定的憲法或修改后的憲法中,均將人的尊嚴人格尊嚴保護載入憲法文本之中。德國憲法學者克里斯托夫·默勒斯認為:憲法保障人的尊嚴,這種觀念并非表達了永恒的普遍性,而是戰后的典型產物。傳統的憲法沒有將人的尊嚴當做一項特有的基本權利。正是二戰的恐怖催生了議會理事會,也促使《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者闡明這項人權。”

        1949年德國《基本法》將人的尊嚴不可侵犯載入憲法之后,之后各國在新制定的憲法中均把人格尊嚴納入憲法之中。與此同時,受憲法上人格尊嚴的概念影響,民法上才開始出現人格”+“尊嚴人格尊嚴概念。當法律人格與自然人格成為一回事之后,人格尊嚴與人的尊嚴、人性尊嚴幾乎成為同義詞。因而,關于人格的法律保護,的確是民法保護在先,并經歷一個從身份不平等的人格權到平等的人格權、從特殊人格權到一般人格權、從民法人格權到憲法人格權到轉變,同時憲法上人格尊嚴的保護對私法人格權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就是將人格權到人格尊嚴權的現代價值的轉變。從此,人格尊嚴既受到民法的保護,也受到憲法上的保護?,F代民法與憲法對于自然人的人格尊嚴的保護基本一致,都把人作為平等的人,尊重人的至高無上的內在理性價值,只是在防范的對象與救濟的程序上有所不同:民法通過普通私法救濟,防范來自于平等主體間的人格尊嚴的侵害;憲法則通過合憲性審查,防范來自國家公共權力的侵害。

        我國《憲法》第38條確立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基本權利原則,然而,依照憲法第38條第2款之規定,人格尊嚴的憲法保護僅僅停留于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的義務行為模式之抽象保護上。1986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民法通則》第五章專設一節規定了人身權的保護,將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及婚姻自主權納入人身權范疇予以法律保護。

        值得關注的是,《民法通則》關于人格權的保護,至少有兩大不足:一是將人身權與人格權混同,把屬于人格權的權利統統歸于“人身權”之下;事實上,人身權與人格權是兩種不同的權利,前者是基于“人的身體”而享有的權利,如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或(婚姻)自主等權利;后者是基于“人的至高無上的內在倫理價值”而享有的權利,如姓名、肖像、隱私、名譽、榮譽等。二是第101條將公民的人格尊嚴置于名譽權保護之下,未將憲法上確立的人格尊嚴基本權利作為基本人權對待,而是降格為名譽權之下的普通權利?!睹穹ǖ洹返男拚恕睹穹ㄍ▌t》關于人格權保護之弊端,除了在“總則”編中規定了一般人格權保護,還專設第四編——“人格權”編對具體人格權進行體系化的全面保護。這種人格權規范體系化的具體表現在于:

        第一,“總則”第五章“民事權利”確立人格尊嚴法律保護的一般原則與基本內容體系,構筑了人格權保護法律規范體系:確立了“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的一般原則,界定了人格權的基本內涵即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以及法人、非法人組織享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權利;

        第二,第四編“人格權”編,從一般人格權保護到具體人格權保護,構建起了法律規范體系:第4編第1章確立了一般人格權保護的基本原則與侵權責任原則,規定民事主體的人格權受法律保護以及人格權不得放棄、轉讓、繼承的一般原則,同時規定了具體人格權受到侵害后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責任原則;第4編第2-6章就具體人格權如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作出了具體規范保護。

        應當說,中國民法典在保障平等主體的人身與財產權利上,除了注重保障公民的財產權,更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權,專設“人格權”編予以充分保護,這在世界民法典編纂史上首開人格權編體例的法治保障先河;從規范體系化之視角觀之,中國民法典實現了人格權的民法保護的體系化,從而使我國憲法關于“人格尊嚴”的基本權利規范得以通過民法規范而加以法律化并得以實施,從而構筑起了人格權的憲法與民法雙重規范體系,從而在人類人格權法治保障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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